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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由宰辅、枢密使组成的政事堂是妨碍赵祯下达圣旨的第一道障碍，那么行使中书舍人职能的“知制诰”便是第二道——后者是有实权的差遣，而前者仅是徒有虚名的供奉官。

如今政事堂的诸位宰辅已默认召范仲淹回京，此时只需写一道手诏，命负责知制诰的官员拟写圣旨即可，但赵祯在权衡一番后，还是决定将人召来，当面吩咐。

毕竟负责知制诰的官员中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，那便是已故宰相吕夷简的长子，吕公绰。

吕夷简在朝为相二十一年，人脉遍布天下各地，再加上子女、亲朋、门生故吏众多，虽说已故数年，但“吕氏”在朝野依旧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，仅稍逊于如今风头正盛的“二宋”，即宋庠、宋祁兄弟。

赵祯倒不是担心吕公绰当面违抗他，他是担心“吕氏”与“二宋”串联，毕竟事关范仲淹，庆历新政一事后，朝中但凡是士族出身的，那可没几个还能说范仲淹的好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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